作为带有监督性质的制度，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远比行政诉讼宽泛。

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对大陆建立和完善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台湾地区1970年制定的中央法规标准法对行政命令的名称、类型及其合法要件做了一些规定。

（3）行政命令是对一般事项作出的抽象规定。《立法法》也采纳了这种分类标准。未经核准或未经公布之法规命令无效。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则不以具体诉讼案件为启动条件，而是直接就命令是否违法、违宪进行审查。上述四种审查模式，保留同意权对行政命令的制约程度最强，保留废止权次之，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最弱。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颁布的拘束其内部人员或规律行政体系内部事项，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定。三、台湾地区行政命令违法审查的借鉴价值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是政府职能扩张、由消极转向积极的结果。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相一致的是，在黄宗羲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对公意的推崇，对权力合法性的追问以及对权利的渴求。

然而，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多给当时的中国以从容的机会，而加速的宪政运动使中国专注西方宪政之形的同时，丢弃了自身的传统—这实在是成了一种丧失自信的仿效而不是学习，在缺乏传统回应的匆忙中，议院也终于如同宪政一样命运多舛，不能如人所愿。二是中国维新的传统，使来自西方的新制在一种民族抵制的情绪中，也能逐渐被一些官员、学者，最终是朝廷所关注。徐继畲所精研的儒家经典《易》，也正是讲求自然、社会发展变化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

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行之民族，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8} (P. 1058)。黄宗羲还坚决反对将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

19世纪中国的宪政甚至可以以这三场战争为标志划分为三个阶段。因为战争使中国遭遇到了亘古未有的失败，一些开明的高层官僚开始放眼世界。{21}王人博：《桃李江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总结了中国经籍在明清间的西传，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国学说的影响可以与希腊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影响多于希腊。

宪法、立宪等作为时尚流行的速度较之于议会大大加速。1842年刊刻的林则徐的《四洲志》、1844年刊刻的魏源的《海国图志》、1846年刊刻的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是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加莱格尔在《札记》的序言中说中国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对自由、秩序和学识的热爱，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以及他们对正义和伦理观的敏感，再没有利玛窦对中国人的风俗、法律、制度及政体的概括研究中阐明、表述得更清楚的了。【注释】[1]参见[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卷第6章《论社会公约》、第2卷第6章《论法律》、第12章《法律的分类》[2]有关西方传教士携带的书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参见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35页。

{22}燕树棠：《公道、自由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俄为全球最大之专制国，日本为东洋新进的立宪国。

中国方面，至少在1860年代末期也开始加快了对西方的学习。三代以下的君为私利而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其实，直到1899年，梁启超尚作《古议院考》，于中国的经典史书中寻求与泰西议院的契合点。而这种对传统细致入微的发掘，不复见于1905年后的宪政加速期，而后来梁启超也竟然为自己写《古议院考》而惭愧。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认为君臣是名异而实同的平等关系，因为君臣同为天下而设，服务于天下是君臣的共同职责，君臣的关系可以比作师友，不可视为父子。{10}俞江：《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问题在于，宪政的发展自有规律，如王人博教授所言：现代性的宪法看起来与议会制度密切相关，实际上决定这个制度的还是公民概念。

1874年板垣退助上《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鸦片战争后被派往广东、福建等地，办理通商通行事务，在任上徐继畲向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医生了解西方世界，收集西方地理图册，历时5年，完成了《瀛寰志略》,1848年刊刻。

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由此可见，黄宗羲对君的认识集墨、法、儒三家之思想。

（《论语·季氏》）这种对统治者评判的标准，平衡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专家周宁也总结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欧洲人追逐的时尚，中国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欧洲。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宗羲在《学校》篇中充分弘扬了中国的议政传统，力图将学校变为议论政治得失的舆论场所，以对权力进行监督。究竟是什么葬送了北洋水师？又是什么使大清军队既不敌西洋，又不敌东洋？面对如此的败局和国人的愤慨，清政府再也无法以装备不精、夷情不悉为开脱。此时此刻，国人才切实感到亡国灭族的危机迫在眉睫。传播与抵制、接纳与拒绝相互交错，最初是思想的冲撞，逐渐进入到学习、融合与更新阶段。

《原君》，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论‘君的原义。[5]麦都思著：《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版英华书院1819年版，第9页。

这一阶段的关注也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有所不同，一是这种关注处在创始时期，在介绍西方文化时，中西制度间的附会、比附不可避免。比如以尧舜禅让附会美国总统选举，以三代议政比附英国议院等等。

如此，君主虽被天下人视为寇仇，但因其利之巨大，人皆争之。民国时期着名的宪法专家吴经熊、黄公觉在《中国制宪史》中总结日俄战争与中国立宪的关系时精辟地指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日俄战争爆发，结果日本以最尔三岛的小国家，把一个庞大的俄国打败，世界舆论，均以为这是立宪与不立宪的胜负。

近代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论证其主张君主立宪的传统渊源时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8}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从宪政发展看，1905年后可以说是加速期。地方也应设郡县学，郡县官员每月初一、十五应至学校听学官讲学。

虽然受文字语言的限制，当时对与宪政有关的议会、选举等制度的翻译用词不一，或有音译、意译的不同，但西方的议会、选举、总统等制度在这些书中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客观介绍。黄宗羲认为，这就是上古之时许由、务光让位，尧、舜禅让的原因。

{2}(P.460-461)按着人性的需求生活是自然赋予人的基本权利，而与权利密切相关的权力，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拷问中，在启蒙与争取权利的背景下，由神授、天授转而成为民授，即正当合法的权力来自公众。君一反起源时的初衷，成为天下之主。

笔者为寻求宪政一词含义和出处，阅读了大量的出使使节和留学生的日记，在这些人的日记和早期改良家的论着中，西方的议院最受关注，1890年前已是留洋者几乎人人都谈到的话题[9]，而宪法、宪政、民主等却未见明确论及。{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华书局1989年版。